摘要:在韩国稳定币发行热潮背后,WeBridge首席执行官吴钟旭提出全新视角:真正的挑战不在于谁发币,而在于如何实现跨币种、跨市场的结算闭环。他正以‘数字资产主经纪商’身份,构建连接传统金融与数字资产的基础设施网络。

币圈界报道:
从怀疑到布局:一位资管老兵的数字资产转型之路
面对市场对韩元稳定币发行方和支付渠道的热烈讨论,WeBridge创始人吴钟旭却将目光投向更深层的系统性难题——结算通道的缺失。他认为,若无可靠的资金清算机制,即便稳定币顺利发行,也无法真正服务于跨境贸易与企业结算。
从债券经理到数字桥梁建造者
吴钟旭的职业生涯始于2006年未来资产投资管理公司,专攻固定收益与期权策略。全球金融危机后转向金融工程领域,凭借理工科背景深入复杂衍生品结构。最初他对虚拟资产持保留态度,认为其缺乏实物支撑且法律框架未明。但2017年底读完摩根士丹利报告后,他意识到这是一场关于新金融基建的权力争夺战。
次年,他联合前同事创立WeBridge,寓意在波动的数字浪潮中搭建可信赖的连接之桥。创业初期最深感受是基础设施匮乏:韩国缺少权威指数、数据接口与合规平台。2021年,他与Vinter合作推出比特币备兑认购期权指数并上线彭博终端,后续亦开发动量指数,虽曾计划推ETF,但因FTX及Terra事件搁置。
韩国首张“数字资产主经纪商”牌照
WeBridge自称为韩国首家“数字资产主经纪商”,这一角色借鉴了传统证券业为对冲基金提供的综合服务模式,整合交易执行、借贷、托管、流动性供给与资金转移等功能于单一平台。
相较之下,现有交易所如Upbit、Bithumb主要面向散户,托管机构则专注资产保管,导致大型资管或保险公司在配置数字资产时面临多平台割裂、流程繁琐的问题。海外市场已有FalconX、B2C2、Coinbase Prime等成熟玩家,美国比特币现货ETF初期交易量中近四成由主经纪商处理。
稳定币价值不在发行,在于可结算
吴钟旭警示,当前市场过度聚焦稳定币发行主体,却忽视其最终能否完成合法结算。“即使有发行,若无法通过卡组织、银行或支付网关完成兑换与清分,便形同虚设。”
目前韩国支付体系无法接入虚拟资产,运营商也无韩元实名账户,难以支持机构级结算。当企业收到美元稳定币付款时,缺乏合规路径将其转换为本币用于运营支出。他认为,解决此问题的并非交易所或托管方,而是具备全链路服务能力的主经纪商。
WeBridge已于4月27日推出支持11种稳定币的多币种托管服务,涵盖美元系(USDT、USDC、USDG、PYUSD、RLUSD)、欧元(EURC)、日元(JPYC)、新加坡元(XSGD)、巴西雷亚尔(BRLA、BRZ)及澳元(AUDD),未来还将拓展墨西哥比索与港币稳定币。
贸易结算驱动下的战略升级
该服务的底层逻辑源于出口企业需求:韩国客户遍布全球,以往均依赖SWIFT系统以现汇结算。若能直接接收目标国货币的稳定币,即可实现即时到账、免汇率损耗。这正是推动其打造“稳定币银行”愿景的核心动力。
参考国际案例,Stripe收购Bridge、万事达卡收购BVNK,均显示支付巨头正加速布局稳定币结算生态。吴钟旭指出,这类结构本质上与传统银行交易室功能一致,只是载体从法币转为稳定币。韩国在此环节仍属空白,恰是虚拟资产运营商可填补的结构性缺口。
《外汇交易法》修订:监管边界的新定义
5月7日国会通过的《外汇交易法》修订案具有里程碑意义:虚拟资产跨境转移被正式定义为“虚拟资产转移业务”,要求国内28家运营商在六个月内建立追踪系统,并向企划财政部与韩国银行报送所有境外转移记录。
此前每年约60万亿至70万亿韩元的虚拟资产流向海外处于监管盲区。此次修订使监管框架趋近于外汇管理机制,标志着政府开始介入数字资产流动监控。
吴钟旭解读称,此举实质上划清了银行与卡公司无法涉足的领域——由虚拟资产运营商承担客户跨境转移的信息报告义务,如同外汇指定银行的角色。这意味着,基于稳定币的支付与结算活动,如今可在韩国合法展开。
全球发行商为何选择与韩方合作
Circle(USDC)、Paxos(PYUSD)等主流稳定币发行商对韩国市场兴趣浓厚,但直接设立法人获取牌照难度极高。高盛、摩根大通亦曾寻求本地伙伴协助落地。吴钟旭认为,《外汇交易法》明确后,海外发行商更清楚“必须与本地运营商协作”的现实。
WeBridge正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接入、代为完成KYC审核等方式,推进与多家发行方的合作。同时,公司正与国内金融机构及卡公司同步开展六个概念验证项目,覆盖数字支付网络、ETF主经纪、外国人现场支付等方向。
机构生态缺的不是工具,而是“钱包”
当被问及机构生态系统短板时,吴钟旭给出意外答案:“钱包。”
真正面向机构的钱包不仅是存储工具,更是集交易、托管、合规、结算于一体的综合平台。全球已有Fireblocks、BitGo、Zodia等企业成长为估值数万亿韩元的行业巨头。韩国则几乎空白。
“技术、合规、服务三者必须融合。贝莱德不会独自操作,必与专业主经纪商协同。韩国亟需建立这种分工协作体系。”他还指出,统一的合规标准、税务指南与会计规范仍严重缺失,制约了机构规模化参与。
熊市中的机构悄然布局
尽管数字资产价格自去年10月起持续低迷,但金融机构动作频频:未来资产收购Korbit,韩亚金融集团增持Upbit母公司Dunamu股份,对Coinone追加投资的讨论也在升温。
吴钟旭认为,这并非与熊市矛盾,反而是有利时机。“价格低,关注度下降,反而降低机构入场门槛。摩根大通当年也曾称比特币为骗局,但在那段时间悄悄搭建区块链网络。”
政府对交易所股权限制、稳定币发行资格等议题长期讨论,也被视为给金融机构留出学习与准备时间的信号。对于强调投资者保护的韩国监管环境而言,审慎推进实属自然。
韩国若迟缓,将错失全球竞争窗口
WeBridge已在美国设立资管公司,通过NEOS ETF管理比特币收益产品;在立陶宛完成注册,正在申请欧盟全境许可;香港方面正洽谈推出基于数字资产的结构化金融产品。
吴钟旭对比指出:“在新加坡、欧洲,原则是‘除禁止外皆可为’;而在韩国,却是‘仅允许明确许可的’。可开展业务的范围从一开始就不同。”
但他依然看好韩国潜力:“一旦方向确定,行动极快。股票与衍生品市场皆然。监管放开后,将涌现大量新型运营商。”
今年底至明年:真正的转折点来临
回顾八年反复预警“法规将开、机构将入、韩国将变”,吴钟旭坦言曾被视作“喊狼来了”的人。但这次不同。
美国已通过稳定币法案,相关市场结构法案正提交参议院审议;全球支付巨头持续并购——Stripe买Bridge、万事达卡购BVNK、Ripple收Hidden Road,Coinbase营收重心全面转向机构端。
韩国方面,《外汇交易法》已生效,《数字资产基本法》亦在完善。即便在熊市中,机构投资仍在推进。他坚信信号明确:当基本法落地,市场将迎来爆发式增长。
“Coinbase的商业模式已从个人转向机构,全球支付公司并购不断。韩国也必然走上这条路,且必须走。我们有望诞生能在国际舞台与海外企业竞争的B2B初创企业,就像KakaoBank与Toss一样。这一次,真的会不一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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